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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4日上午9点，伊申格尔主持美国国务卿的专场讲话。经历了去年万斯抛下深水炸弹般的打击，会场上的政军界人士和学者都在猜测美方将释放什么调子，伊申格尔的开场词也显得忐忑。出乎许多人意料的是，鲁比奥表现得相当优雅客气，他的讲话在形式上堪称演讲范文，上至文明历史下至血脉人情，甚至说美国“永远是欧洲的孩子”，引得与会者起立鼓掌。他声称“跨大西洋时代的结束不是我们的目标和愿望”，欧洲应加入“特朗普总统和美国已经走上的道路”，一道扭转去工业化、疏松边界管理等破坏性政策，重振美欧联盟。
人类语言艺术的绝妙之处在于，同样的意思既可以用最温柔的词汇表达，也可以用棒槌般的话语敲打。中国人有句话：“听话听音儿”。虽然鲁比奥讲得温情脉脉，细加琢磨，所传达的政策信号与一年前万斯声色俱厉的讲话并无本质区别——都是要求欧洲放弃自己固守的自由主义、全球主义观念，在联盟任务、利益链和价值观上尽快向美国的战略和政策调整看齐。这绝非简单意义上的“安抚欧洲”，而是换一种方式继续施压。鲁比奥事后也向彭博社记者澄清，他与去年万斯传递的是同一个信号。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埃尔布里奇·科尔比在接受专访时进一步把重组跨大西洋联盟的设想定义为“北约3.0”，核心内容是从以美国为中心的安全供给模式转向盟友承担主要常规防御责任、美国提供战略威慑支持的“更可持续联盟体系”。
美国今年组成包括希拉里·克林顿和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加文·纽森在内的强大阵容与会，把美国国内政治斗争直接搬到慕尼黑。他们试图通过与特朗普唱反调来拉拢欧洲，强调当前的所谓跨大西洋关系破裂只是暂时现象，重新掌政后会大不相同。不过这种服务于竞选需要的言论收效甚微，会议论坛上经常出现激烈争吵，捷克副总理兼外长马青卡甚至打断希拉里的发言，取笑她不喜欢特朗普是因为过去搞过头的脱离普通民众的政策被调整。可以看出，美国内部的分歧和与欧洲人的分歧指向同一个现象：旧的一套玩不转了。
当西方人痛心疾首地哀叹秩序终结、坍塌之时，欧美之外的世界却显得格外冷静，并没有产生共情。这说明，世界还在正常运转。联合国固然存在治理失能、低效的问题，但仍然得到世界大部分国家的支持，亚洲、非洲和拉美等国家仍在火热地抓住发展机遇，推动经济增长。所谓“摧毁”“坍塌”主要发生在美欧“小圈子”里，一些外溢的因素对世界总体发展会带来一定影响和干扰。出席慕安会的中东和亚洲代表面对欧美争论表示，你们说的这些问题早就存在了。
连续两年的《慕尼黑安全报告》都承认多极化不可逆转的现实，认为随着单极霸权格局的终结，取而代之的更可能是“多个权力中心构成的复杂体系”，“多种秩序模式并存、竞争或彼此冲突”，“区域霸权与交易性合作成为主要互动模式”。美欧舆论以“地缘竞争”“大国竞争”“碎片化”来定义当今国际格局变化，本质上还是基于地中海文明的帝国传统思维，尤其是以大国零和竞争的历史路径为依据，分析和看待21世纪的格局演变，它们并没有意识到，有着自身文明传承特点的非西方国家崛起将给世界演变带来的新鲜政治文化和时代经济内涵。
至于美欧心仪的未来秩序应是何种模样，尚无清晰路径，有三点初步观察：第一，美欧口中已然“终结”的秩序是战后美国发挥主导作用、西方拥有优势地位、美国利用经济全球化延续繁荣的秩序。第二，美欧想要构建的新秩序并非中国和广大的全球南方国家支持的以联合国为核心、基于多边主义的国际秩序，而是西方文明继续居于中心位置、中俄等国所谓“威权国家及其联盟”受到足够压制且不能凭自身优势“胁迫”西方、全球南方处于从属地位的新型霸权秩序。第三，美欧为构建这套新秩序需要重新分工——欧洲更多承担责任和义务，美国以西半球为依托重建实力地位，调动包括“印太”盟友在内各种力量更集中地对付中国。
问题是，西方是否还有这个能力和信心？鲁比奥返美后在个人社交账号上追加了“欧洲必须制止自己的衰落”的口号。慕安会外的评论毫不客气地指出欧洲政客夸夸其谈、没有方案、能力欠缺的毛病丝毫没有减少，也不相信美欧能够重建信任，说鲁比奥捧给欧洲的是一只“毒苹果”，无法保证美国政府对欧政策的稳定性和包容性。也有评论认为，中俄和全球南方有自身发展逻辑，多边主义拥有广泛支持，所谓以西方文明为基轴的新秩序恐怕只是一厢情愿。
会议期间，有政客和学者发出希望中国发挥“负责任作用”的声音，也有人表达对中国“趁火打劫”的担心。从观察的角度看，虽然美欧裂痕必然引发欧洲重大调整，但这并不能自然转换成欧洲与中国分歧的迅速弥合。从2026年度《慕尼黑安全报告》和欧洲政客、学者在会上的一些发言可以看出，欧洲仍在以“伙伴+对手”的双重视角打量中国，既想抓住中国市场的机会，又想防范来自中国的“战略挑战”和“竞争压力”，主观意愿是对华推行务实政策，但对如何务实合作缺乏深入思考，遑论布局。
在当前的欧洲议程中，排在首位的仍是与俄罗斯之间的安全较量，乌克兰问题被视为欧洲的生存危机，只要这把“剑”仍悬在头上，欧洲很难抽出精力对自己在国际秩序和格局变动中的处境做认真和全方位的思考。排在第二位的是如何重构跨大西洋关系，欧洲想的是如何解决自身发展桎梏，重新成为美国的强大盟友。与中国关系的再定位相对而言并不紧迫，欧洲对与中国在俄乌问题、价值观和安全问题上的分歧以及供应链上的压力仍难以释怀。多年来，欧洲在对华关系上常需看美方眼色，在重大涉华问题上也是追随美国的意图，缺乏独立性，未来能否建立起真正基于自身利益考量的更为纯粹的对华政策，尚待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