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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哲一认为，围绕着未成年人肖像权，我国以《民法典》为基础，结合《未成年人保护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建立起了平等保护与特殊优先相结合的体系——他们在法律地位上与成年人完全平等，且设置了需要监护人同意等更严格的规则，但数字时代，未成年人肖像权的保护比以往更有难度。林哲一说：“信息网络侵权行为常常隐匿于看似正常的网络活动之下，利用数字信息的易复制性与难溯源特点，大大增加了发现与追责的难度。一方面，侵权证据易消失、易篡改，网络侵权内容（如照片、视频）可能被随时删除、修改或隐藏，侵权人也可能使用匿名账号、虚假IP等，对于监护人固定证据的意识、技术和实效性都有着较高的要求。另一方面，被侵权人的损害后果难以量化”。
相比于商业盗用，这种因“泄愤”、“报复”而来侵权，给未成年人带来的困扰、担忧、恐惧等心理伤害更为深重。广州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三庭法官麦应华审理的一起案件中，被告因与未成年人杨某的家人存在纠纷，将社交平台的名字改成杨某的真实姓名，并用杨某的个人照片作为头像。麦应华介绍，被告还将头像所在主页背景设置为“厚颜”，并在账号内发布多条包含“杨某一家是老赖”“品行恶劣”等内容的造谣、辱骂视频。此外，被告还主动关注杨某的同学、好友账号并留言扩散谣言，导致不明真相的师生对杨某产生误解，使其遭受孤立、嘲笑，正常学习生活受到严重干扰。
多位专家表示，当下网络侵权传播速度快、形式多样化，对于监护人而言，要审慎发布未成年人的照片、视频，一旦发现侵权行为，应立即保全证据，及时举报，必要时提起诉讼。麦应华认为，“看得见伤害、难抓住源头”，这是司法审判面临的新考题：“较传统线下人格权侵权而言，网络侵害未成年人肖像权、名誉权实施便利，二是形式多样，包括但不限于侵害未成年人的肖像权、名誉权、姓名权等。三是传播迅速、影响广泛，网络侵权内容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发酵，并造成大范围传播，产生广泛影响。由此，在未成年人肖像权、名誉权侵权纠纷的审理中，应结合网络侵权特征以及未成年人身心发育特点，给予未成年人特殊、优先保护，适当加大惩治力度，提高侵权行为的违法成本。”
“小朋友，考上清华大学和一个亿你选哪个？”“那必须选一个亿啊，那破清华有啥用？”这类引发争议的“街头采访”视频中，未成年人表现出的功利化言论往往能瞬间引爆流量。小红书安全运营李玥指出，未成年人乱象的存在，核心是流量变现的利益驱动，也存在部分用户猎奇心理与灰色产业链的推波助澜：“拍摄者可能会借此吸引流量博眼球，进行变现。它的信息的扩散速度非常快，侵权成本更低。对于未成年人来说，后续衍生的风险，在线上、线下的变化还是非常多的。”
“你签约就是配合，签约以后你就变成了一个产品。”一家MCN机构的工作人员直言不讳地道出了行业潜规则。在他们眼中，孩子只是一个道具，脚本由团队操刀，怎么包装，都是商业化的角度：“我签你是为了赚钱的，比如说现在我们有一个账号，他有八十几万的粉丝，我们上次接了一个电动牙刷的广告，三万块钱的广告费，我们都是四六分、五五分的。现在平台的算法越来越严谨，同时做的人越来越多，你确实需要像我们这样的MCN来专业运作，你才能达到一定的级别做商业的变现。”
赵孟溪担心，这类网络剧情，向未成年人传递不良价值观的同时，泛化了违法边界，让孩子们以为可以用暴力等方式替代法律程序，如果迁移到现实中就极其危险。她认为，这类问题的出现，通常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一是传播层面的诱因，这些MCN机构或内容创作者深知未成年人出现在冲突题材中能引发极强的社会共情或愤怒。二是制作和管理成本相对较低，加上未成年人维权能力较弱，容易被当作‘低成本内容要素’使用。三是监护权与商业利益的博弈。部分家长法律意识薄弱，将孩子视为变现工具，忽视了反复演绎被侵害情节对孩子心理造成的替代性创伤。”
孩子从来都不是待价而沽的商品。针对“不当使用未成年人形象”的问题，《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分类办法（征求意见稿）》中均有明确导向——严禁利用“网红儿童”牟利，严禁诱导未成年人拍摄不良导向内容。刘晓春表示，将不当使用未成年人形象的行为进行类型化梳理，可以有效回应此前的治理难点：“一种就是他拍摄的未成年人的行为本身是有问题的，比如说让未成年人去从事一些危险的行为，比如说逃学，去倡导一种不太好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可能出现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行为，通过一种不正当的渲染、宣传，产生伤害和不良的传播效果；那么还有一些把未成年人当做演员摆拍；还有一些可能是把未成年人当作恶搞的对象，未成年人走着走着突然被绊了一跤，他大哭，很吸引眼球；还有一类，就是比较纯粹的“网红儿童’过度商业化的问题，也是我们现在需要去和防范的。类型化之后，平台其实有必要根据这些新的类型分别制定治理策略。”